城市与作家:那些成都的书写者们

作者: 原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4年12月22日刊:想象之外的成都

2014-12-22

几千年来,温润秀美的环境,自由与浪漫的城市文化,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,滋养了众多诗人与作家,使成都成为一座意蕴隽永的文学之城。
驷马桥上的司马相如
今天成都与司马相如确切相关的地方只有一处,那就是城市北部的驷马桥。
2000多年前,司马相如初入长安,决心干出一番事业。他出成都北门,必须通过升仙桥,桥边有一个送客观。面对着送行的朋友,司马相如在送客观的大门上提笔写下:“不乘赤车驷马,不过汝下。”那时的相如年方二十,正是青春年少,豪情万丈。
到宋朝时,升仙桥被改名为“驷马桥”,一直沿用至今。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成渝铁路,原有河道被改道,木石结构的驷马桥便被拆掉了,改修了一座铁路与公路两用的小型立交桥,仍命名为驷马桥。如今的驷马桥是成都北部的一个较大片区,川陕公路从中穿过。
成都还有条著名的琴台路,是仿古街。杜甫诗说:“酒肆人间世,琴台日暮云。”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的居所,后世被称为“琴台”,但琴台的具体位置,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。晋人李膺的《益州记》说:“市桥西二百部,得相如旧宅。”如此推算,大概就是现在琴台路一带。西出成都市区几十公里,到邛崃,还保存着文君井,相传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开设“临邛酒肆”时的遗物。当地文物专家考证,此井确实为汉代遗物。井口只有两尺宽,井腹却有几丈宽,深度有三五米,如一口大瓮埋在地下,完全符合汉代的风格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道:“文君当垆,相如涤器。”两人开的酒馆大概就在这里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0年,不过邛崃的街头依旧弥漫着浓郁的酒糟味道,令人醺醺然。酿酒是邛崃的一大产业。如此看来,卓文君对世俗生活的影响比司马相如要大得多。
司马相如的故居就在琴台路附近(陈碧信 摄)
大汉盛世,京城长安外,全国性的大都市有五座,称为“五都”: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和成都。在整个南方,只有成都可以和北方五个中心大城市抗衡。巴蜀大盆地优美的自然景物铸造着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,他们较少受到北方理性规范的人文精神束缚,充满着自由和浪漫的激情,“巴蛇吞象”、“蜀犬吠日”带来了文艺上的冲击力。巴蜀作家只需要真实地写出自己的个性,就可以成为当时文坛的霸主。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司马相如作为大汉声威的代言人。
《史记》上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,小名“犬子”。从小胸怀大志,因慕战国名相蔺相如而改名。相如家庭条件不错,父母资助他读书、击剑,并拜在蜀中大学者胡安门下。相如文武全才,写得一手好文章,不仅是个才子,而且举止高雅,传文称他“雍容闲雅甚都”。人才气质,都是一时之选。汉武帝即位后,发现了司马相如的才能,于是召他如入朝为官。他的代表作两赋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,两文《喻巴蜀檄》、《难蜀父老》,除《子虚赋》外,都完成于汉武帝时期。《上林赋》是司马相如最辉煌的篇章,气势雄浑,文辞华丽,充满着天马行空般的想象,神话、历史、现实相融无间。在《中国美学史》中,李泽厚认为司马相如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,即从司马相如开始,文艺获得了独立性,开始纯粹以审美为目的,从历史文献、祭祀典礼甚至巫术中分离了出来。“司马相如的赋区别于‘诗’和楚辞的地方,在于它处处讲求文辞的华美富丽,以穷极文辞之美为重要特征。虽然它也有歌功颂德和所谓‘讽喻’的政治作用,但构成汉赋最根本的特征的东西,却在于它能给人充分的艺术享受,并以给人们这种享受为自觉追求的重要目的。”司马相如在成都度过了晚年,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。返家的司马相如,一面瞻仰蜀地先祖们留下的遗迹,一面浏览所能获得的全部书籍。除了继续练习击剑外,他还斗鸡走马,观看杂技。这时的成都是大汉帝国通往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,城中往来的有西南部各族商旅、艺人。世界在司马相如的眼中是广袤繁复的,充满了灵性和神秘感。
草堂中的杜甫
“万里桥西宅,百花潭北庄。”杜甫草堂在今天仍是成都最幽静的所在。一条浣花溪将繁华与喧闹隔开,使草堂自成一体,与城市若即若离。园内青砖素瓦,粉墙丹株,其间碧波萦绕,石桥相通,浓荫蔽地,幽花溢香,既体现出杜甫故居的雅淡清幽,又不失祠堂园林的稳重肃穆。成都人管杜甫叫“草堂先生”,就像杜甫在诗中称他的南邻为“锦里先生”一样,既显得亲切,又不失尊敬。
安史之乱天下残破,而成都却没有受兵火之灾,仍然物阜民丰,歌舞升平。759年底,即唐肃宗乾元二年,杜甫携家眷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来到了成都。他感到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在《成都府》一诗中,杜甫叙述说:“曾城填华屋,季冬树木苍。喧然名都会,吹箫间笙簧。”杜甫对成都的第一印象,除了城内高大华美的房屋和冬天也郁郁苍苍的树木外,就是满城的音乐之声。他对这个音乐的赞美,在另一首诗《赠花卿》中更明显:“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。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。”杜甫初到成都,寄居在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寺里。他在寺中过完年,于次年初即着手营建草堂。在朋友帮助下,他选定了古寺附近浣花溪畔的一块景色宜人的地方为宅基,之后表弟王十五司马送来营建之资,又向当地附近的地方官吏索要了桤木、绵竹、桃树、松树,还向一位姓徐的果园坊主要来一些果木。不久,草堂便顺利地建成了。
浣花溪风景秀丽,诗人漂泊辗转的疲惫一扫而光。在这里,大自然的一切都引起他的兴趣。
杜甫草堂本身就是一座优雅的园林(张雷 摄)
林木、花草、鱼鸟、昆虫、天上云、地上水皆可入诗。这些优美的田园小诗,洋溢着活泼自然的生活气息。《江村》一诗,就描绘了诗人惬意地享受天伦之乐:“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事幽。自来自去堂上燕,相亲相近水中鸥。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。但有故人送禄米,微躯此外更何求?”
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居住了3年零9个月,前后作诗约250首。成都这几年是他人生中最为安定舒适的一段岁月。诗人终于可以静下心来,仔细品味生活,享受闲暇时光,他观察和描写的视角与心态也就有别于其他时期。成都温润宜人的气候,草堂清新自然的景色,滋润了杜甫的内心。他暂时抛开了功名和世事的重负,享受平静、本真的生活。诗风也一改沉郁孤愤,而转向了恬淡、清雅和愉悦。那些草堂时期的诗句仿佛是一幅幅鲜活的画卷。杜甫本就是一位表现自然之美的高手,他通过潜心把玩,精雕细刻,把在草堂居住期间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美好印象,用诗意留给了后人。今天仍旧能够感受到由夜雨、清风、红蕖、细麦、圆荷、榉柳、鸬鹚、飞燕……所组成的自然美景。
在草堂的生活中,杜甫很快便融入了寻常百姓生活。他的成都诗中,有一首《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》,记叙诗人与邻家田翁一次饮酒闲谈的经过。杜甫被热情的邻居拉去喝酒,杂七杂八地谈着儿子、官员、家常,两人从卯时说到了酉时,一直喝到月初东山。诗人所表现的是典型的成都人生活方式。成都人无论是新朋还是故旧,无论是有约还是邂逅,只要有缘相会,便可以摆半天龙门阵。
除了与乡村野老打成一片,杜甫与当时成都周围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,常常把酒唱和。《徐九少尹见过》写的是朋友徐九厚以礼相赠,诗人以诗致谢,并邀约江梅开时再来赏花。《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》则叙写二人访草堂,未遇杜甫,诗人闻之而憾,寄诗望二人再访草堂。
杜甫与时任成都尹严武的唱和诗与寄赠诗有30多首,可见交往甚密。严武曾邀杜甫入幕为官,但杜甫已不习惯官场生活,很快便辞官了。但严武并不因杜甫辞幕而疏远其关系。他还常到草堂与杜甫共赏浣花溪的风物美景,饮酒赋诗。杜甫也到过成都周边访友,比如到蜀州拜访高适,游览蜀州附近的新津、青城山等地。
对于草堂这个辛苦营建起来的家,杜甫充满了感情。如果不是好友严武突然去世,他本打算在此为农终老。后来杜甫离蜀东去,还时常想念浣花溪畔的草堂。他在《怀锦水居止》的结尾感叹:“惜哉形胜地,回首一茫茫。”内心深处,始终难以割舍。
杜甫于永泰元年(765)离开了曾令他魂牵梦绕的成都草堂。他身后的历朝历代,无论是政权如何变换,帝王将相怎样更迭,有一点却不变,那就是人们没有忘记过胸怀苍生的诗圣。1000多年来,每当草堂衰败之时,总有人出面倡导修复振兴,以彰显斯文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老诗人冯至在《杜甫传》中写道:“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,人们提到杜甫时,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,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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